17 岁泰坦尼克号生还者的故事

  1912年4月10日,白星航运的“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船只,从南安普敦启航,前往纽约,这是她的处女航,她由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在贝尔法斯特建造。她是在利物浦注册的尺寸巨大的预制钢船,总吨位为46,328吨,总长度为882英尺,宽度为92英尺,深度为65英尺。从龙骨到烟囱顶部的距离为175英尺。
  她有延伸到整艘船长度的双层底仓,内板与外板之间有五六英尺的空间,被分成16个水密舱,每个水密舱都通过水密门隔开。泰坦尼克号的舵就重达100吨,由三个巨大的螺旋桨驱动,其中一个重22吨,其它两个重38吨,最高航行速度高达23节,她号称“永不沉没”。
  白星航运舰队的司令官爱德华·约翰·史密斯上校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这是他最后一次从南安普敦出发,返回后,他就可以退休了。在他服役的38年中,从未遇到过严重事故,在这次旅行中,他领导着许多出色的官兵。
  泰坦尼克号被批准运载3547名乘客和船员,她运载了16艘救生艇和4辆恩格尔哈特可折叠救生艇,所有这些救生艇的总载人数为1167人,每艘救生艇大约可容纳60至65人,她携带了3560件,或等量的救生衣。
  在此次处女航中,这艘船共运载2208人,包括1316名乘客和892名船员。其中,头等舱乘客332人,二等舱乘客277人,三等舱乘客709人。我的保管箱里有一张原始的头等舱乘客名单,它在我母亲穿的大衣口袋里,被我的母亲从船上带了下来。
  我和我的父亲约翰·B·泰耶——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第二副总裁,我的母亲米里安·朗斯特斯·莫里斯·赛耶以及她的女仆玛格丽特·弗莱明都在头等舱,我们从南安普敦启航。
  我们刚从狭窄的海峡出发,正准备靠自己的力量前进,这时,我们经过停泊在码头旁边的美国圣保罗号客轮,它通过绳索与 R.M.S. 海洋号绑在一起。当我们在狭窄的航道中转弯时,左舷推进器的吸力破坏了系在 R.M.S. 海洋号上牢固的缆绳,使 R.M.S. 海洋号的船尾迅速地向我们这边摆动,看起来好像肯定会发生碰撞,她的船尾与我们近在咫尺,几乎就要撞到我们。幸运的是,几艘拖船很快就把她的船尾拉了回去。
  所有习惯于海上航行的人都将这场险些的碰撞视为不祥的预兆。
  我们在瑟堡停泊,然后出发去往皇后镇。4月11日下午1点30分,我们离开了皇后镇,天气晴朗无云,这艘富丽堂皇的船,提供了美味可口的食物,几乎所有人都数着日子,直到看到自由女神像的那天。
  我住在一间和我父母的船舱毗连的头等舱,在“C”层甲板左舷。不用说,我在船上到处跑,那时我17岁。
  4月14日,星期天,破晓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看来今天又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日子。那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爸爸妈妈在甲板上散步,我们和其他许多散步的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其中我特别记得 J. 布鲁斯·伊斯梅,他是海洋蒸汽航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总经理,也是白星公司的所有者;托马斯·安德鲁斯是这艘船的设计者之一;查尔斯·m·海斯是加拿大大干线铁路的总裁,我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
  随着下午的过去,气温急剧下降。我记得伊斯梅先生给我们看了一份关于存在冰情的电报,并说我们要到晚上9点左右才能到达那里。6点半左右,我们回到各自的头等舱穿衣,准备吃晚饭,那天晚上,我的父母被邀请去吃饭,所以我就一个人在我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旁吃晚饭。
  晚饭后,我正喝着一杯咖啡,一个大约二十八、三十岁的男子走了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米尔顿·c·朗,是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查尔斯·m·朗法官的儿子,他独自旅行。我们在一起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穿上一件大衣,然后在甲板上转了几圈。
  天气变得更冷了,那是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没有月亮,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夜晚。天空中的星星就像切割过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水面上笼罩着一片极轻的薄雾,几乎看不出来。我经常坐船渡海,然而,我从未见过比那天晚上更平静的大海;它就像一个小池塘,当大船静静地驶过时,它看起来依然还是那样的平静,没有一丝波澜。
  我走到甲板上,上面空无一人,只有我一个人。风从烟囱里呼啸而过,前面三个烟囱里冒出黑烟,第四个烟囱是通气用的假烟囱。
  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下楼回到我的头等舱,我和爸爸妈妈简短地聊了几句,并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换上睡衣,希望能像前四次那样,再梦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这艘船是如此的巨大,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是这场悲剧中所有实际发生的事情中的一小部分。我将试着叙述所有我实际看到或听到的,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以及后来被证实的。
  我们正在以每小时22到23结的速度航行,丝毫没有减速,尽管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从其他许多船只传来的关于存在冰山的警告。
  We were out for a record run.
  我在隔壁房间对爸爸妈妈说了声“晚安”。为了获得充足的空气,我把舷窗打开了一半,微风伴着低吟的汽笛声吹了进来。
  在海上航行了几个小时之后,感觉机器和螺旋桨稳定的脉动和起伏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是一个适合睡觉的美好夜晚,有了白天的航行和运动,我想要睡觉了。
  我给手表上了链——当时是晚上11点45分——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我的身体似乎微微摇晃了一下。我立刻意识到船已转向左舷,好像是被轻轻推了一下。我受到的冲击是如此轻微,如果我手里拿着满满一杯水,一滴也不会溅出来。
  几乎就在这时,引擎停住了。
  突然的寂静令人吃惊和不安,就像在一辆宁静的卧铺车里,到了一个车站,它连续行驶后停止了。除了微风吹过半开着的舷窗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接着是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朦胧的说话声,几个人匆匆穿过过道,不久,引擎又重新启动了——很慢很慢——不是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发出有力的震动,而是好像它们已经疲劳了,几次旋转之后,他们又停止了。
  我匆忙穿上厚大衣和拖鞋,我很兴奋,但并没有想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我跟爸爸和妈妈说“我要到甲板上去玩。”父亲说他会穿上衣服,马上过来和我在一起。天气冷得厉害。
  我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不时地看看船的侧面。在我所能看到的范围内,除了前面的井围甲板上散落着一些东西,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冰,没有任何大冰山的迹象。
  我到的时候,甲板上只有两三个人,但很快就聚集了许多人。我父亲很快就和我在一起,他和我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船员,他告诉我们说已经撞上了冰山,他试图向我们指出,因为他们的视线从船上的灯光出来以后,可能还不习惯黑暗。
  这艘船向右舷微微倾斜,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我们才知道,冰山可能把她右舷前部的四个较大的水密舱震开了;而且,如果我们只是迎头撞上了冰山,而不是进行太迟的躲避,船很可能会在碰撞中幸存下来。
  碰撞后大约15分钟,她向左舷倾斜了,显然是头部朝下。
  我们现在位于距离纽约八百海里,纽芬兰的大浅滩外,我们的方位是北纬41度46分,西经50度14分。还没有人想到有什么严重的麻烦,因为这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船。
  现在刚过午夜不久,我和父亲从冰冷的甲板上走到走廊或休息室。周围站着好几个人,茫然地互相问着发生了什么,似乎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当他们经过时,我们看到伊斯梅先生、安德鲁斯先生和船上的一些高级船员。安德鲁斯先生告诉我们,他预计这艘船“只能活一个小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但如果他这么说,那一定是真的,没有人更有资格知道了。
  我还是穿着睡衣和大衣。大约凌晨12点15分,船员们开始要求每个人都穿上衣服和救生衣,救生衣就在每个头等舱里。我们立刻下了楼,发现母亲和她的女仆都穿好了。我赶紧穿上我的衣服——一件温暖的绿色粗花呢套装和背心,外套下面还有一件马海毛背心。我们都系上了救生衣,那是非常大而厚的软木背心,我们把大衣穿在上面。
  然后,我们匆匆来到“A”层甲板上的休息室,那里现在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很匆忙,有的挤在甲板上。我的朋友弥尔顿·朗当时来了,他问我们他是否能和我们在一起。周围有很多噪声,乐队演奏着欢快的曲子,显然没有引起忧心忡忡的观众的注意。
  我们都走到“A”层甲板上,试图找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他们把小艇解开,准备把它们荡出去。一切都很有秩序,至少船员们似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现在大约是凌晨12点45分,噪音太可怕了,从蒸汽安全阀喷出的废气发出了强烈的震动和咆哮声,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始发射信号弹,并采取了越来越多的行动。我们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在嘈杂声中交谈,试图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最终决定回到温暖拥挤的走廊。
  不久,我们听到船员们传话“所有的女士,请到左舷。”然后,我们在“A”层甲板的楼梯口向母亲道别,她和她的女仆来到甲板左舷那边,推测是要登上救生艇。父亲和我走到右舷,注视着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待命令,但从未有命令。因为没有举行过逃生演习,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救生艇的位置。人们还没有开始放下右舷前侧的救生艇,那有四艘。噪音还在继续,甲板上似乎灯火辉煌。
  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是站在一边,不碍事。火工、餐厅服务员和其他一些船员都排好了队,等待命令。二等舱和三等舱的乘客从船尾涌上甲板,让本已拥挤的人群变得更加拥挤了。
  最后,我们想我们最好问问母亲是否能得到一艘救生艇,我们走进大厅,碰巧遇见了首席餐厅服务员。他告诉我们,他刚刚看到了我的母亲,她还没有被放到救生艇上。我们找到了她,并被告知他们正在下面的甲板上,从左舷装载救生艇。这艘船显著地向左舷倾斜,在船舷和救生艇之间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在水面上摇摆着,所以船员们把折叠着的轮船椅伸展到整个空间,在那里,人们被扶上救生艇。我们走到下面的甲板上,父亲、母亲和女仆走在我和朗的前面。
  “B”层甲板上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人群,当我们穿过通往甲板的门口时,人们在我和朗、我和我的父母之间挤来挤去,我和朗追不上他们,和他们完全分开了,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
  我们寻找着他们,顺着他们一直走到左舷登船的地方,但是没有看到我的父母,我和朗完全相信他们俩都上了船,便穿过客厅向右舷那边走去,想了想该怎么办,也就不再寻找父亲了。
  现在是凌晨1点25分左右,船向船头下沉,海水完全覆盖了船首。她逐渐地向左舷倾斜,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也只是稍微地向右舷倾斜。船员们已经开始装载并放下右舷前的救生艇。这些救生艇可以容纳60多人,高级船员们不敢让救生艇装满,因为担心它们被从水面60英尺的高度放下时,在船首和船尾悬挂的情况下无法承受最大的容量而断掉或损坏。
  船尾的八艘救生艇,四艘在左舷,四艘在右舷,已经离开了船。第一艘离开的救生艇中只装载了12人,包括科斯莫爵士和达夫·戈登夫人,以及另外10人。除了最后几艘满载的救生艇,大多数救生艇只装载了大约40到45个人。
  人们可以看到那些已经离开大船的救生艇,大约距离五六百码远。
  显然只有一处光亮,大多数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清晰可见,在那平静的海面上看起来很安全。
  甲板上,释放的蒸汽还在咆哮,灯光依然很亮,穿着救生衣的乐队在演奏,人群相当有序。我们自己的情况太紧迫,场面就像万花筒一样,我无法记住任何个人行为的详细细节。
  我看到一个人从门口出来,拿着满满一瓶戈登的杜松子酒来到甲板上,他把它放进嘴里,几乎把它喝干了。我想,如果我能活着离开这里,我就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
  他显然奋力冲向了最后两艘救生艇中的一艘,因为他是我到达 R.M.S. 卡帕非亚号甲板上第一批认出来的人之一。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弗吉尼亚州或西弗吉尼亚州的州参议员或国会议员。
  右舷的最后两艘救生艇在装载时出了点骚动,一大群人挤着要进去,我看到周围没有女人。我看见一直在帮助装载最后一艘船的伊斯梅挤了进去,实际上,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
  锅炉舱里的许多船员都排好了队,显然不想要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登上救生艇。事务长 h·w·麦克尔罗伊是个勇敢而又高尚的人,他站在倒数第二艘救生艇上,装载它。有两个人,我想他们是餐厅的服务员,从甲板上跳到救生艇上,当他们跳的时候,罗伊向空中开了两枪,我不相信他们被击中了,但他们很快就被扔出了救生艇,麦克尔罗伊没有乘上救生艇,也没有获救。我应该说,这一切都发生在“A”层甲板上,就在救生艇甲板下面。
  我和朗讨论了我们是否应该争取到最后两艘救生艇中的一艘,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这艘船正朝着船头缓缓下沉。这里有太多的混乱,我们不认为他们能够正确到达水面,我们决定不尝试登上救生艇。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没有放弃希望。
  我们斜靠在船边,观看最后一艘救生艇下水,这个过程相当可怕。显然,有好几秒钟,放下船头和船尾时,上面并没有人指挥,好让她保持水平。船头放得那么快,人们几乎都被抛到水里去了。我想,如果我和朗,还有其他人没有大喊一声:“握住船头!”他们都会被抛到水里,几分钟后,她最终安全地到了水里。
  现在是凌晨1点50分左右,据我们所知,最后一艘救生艇已经开走了。我们没有注意到,二副查尔斯·赫伯特·莱托勒和一些船员正在顶层甲板上拼命地工作,要解开并将四艘恩格尔哈特折叠式救生艇中的一艘放下水。这些救生艇有坚固的木制船底,船边可以升高,船体周围的软木护舷被一块帆布覆盖着,表面呈弧形。
  我和朗争论着我们的机会,我想跳出去,抓住放下去的空救生艇,它们自由地摇摆着,一直荡到水边,我想滑下去,游到远处那几艘半满的救生艇上,因为我擅长游泳,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人群,以及船下沉时的吸力。
  我们离水面还有五六十英尺,我们现在不能跳下去,因为我们可能撞到船的残骸或轮船的椅子上,被撞得不省人事。他反对并劝阻我这样做,谢天谢地,他做到了。水的温度是零下四度。
  然后我们爬上一条隐蔽的楼梯,来到船甲板的右舷,那里有很多人,看起来,人群中的人们似乎都在尽量远离船舷。从大约凌晨两点开始,我们就站在那里交谈,我们通过彼此,给我们的家人传递信息。有时,我们只是沉思和安静,但我们周围的噪音并没有停止。
  许许多多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转瞬即逝!我想到了所有我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以及所有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的未来的快乐。我的父母;我的姐妹和兄弟。我仿佛从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我真切地同情自己。这似乎是多余的,我们还有机会,只要我们能远离人群和船下沉时的吸力。
  我只希望自己能继续寻找父亲,我相信,他不会把我留在后面,自己登上救生艇,后来我从我的朋友、网球运动员理查德·诺里斯·威廉姆斯那里听说,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站在一群人当中,其中包括乔治·d·威德纳先生和他的儿子哈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就在第二个烟囱下面,离我和朗所在的地方很近。
  现在大约是凌晨2点15分,我们看到水逐渐漫过甲板,因为船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往船头下沉,海水涨到了舰桥,它超过了船头顶端的60英尺。当水沿着甲板向前推进时,人群逐渐随着水势移动,总是向漂浮的船尾推进,尽量远离船的栏杆。
  我们是一群绝望、茫然的人,试图按照上帝和大自然的安排,保持最后的呼吸,直到可能的最后时刻。排气口的咆哮声突然停止了,一片寂静,尽管混杂着许多忙忙碌碌的人的努力和痛苦的声音。我记得,即使在那个时候,灯还是开着的,似乎有相当的红色眩光,但那是模糊的光,远处的人和物体只能勾勒出轮廓。
  星光非常灿烂,海水像油面一样。船上偶尔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和爆炸声。现在,没有任何征兆,随着水涌向我们,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夹杂着更多沉闷的爆炸声,她以大约15度的角度向前沉入水中。
  就像站在一座铁路桥下,一列特快列车从头顶驶过,夹杂着大量钢铁被压垮和大量瓷器破碎的声音。
  我和朗沿着右舷的栏杆站着,大约在第二个烟囱的旁边。我们的主要想法是远离人群和吸力,栏杆旁完全没有人群。我们之前就决定在她完全下沉之前跳进水里,这样我们就可以游一段距离,远离并且避开船下沉时可怕的吸力。不过,在我们所站的地方离水面只有几码远之前,我们还不愿意跳下去,因为我们可能会受伤,这将使我们不能游泳。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思考,必须采取行动。我们互相握了手,祝对方好运,我说:“去吧,我马上就来,和你在一起。”他爬过栏杆,朝船的方向滑下去时,我把大衣脱了下来,十秒钟后,我坐在了栏杆上,我把脸探出水面,用胳膊和手使劲一推,尽可能地跳进了离船最远的水里,当我们跳的时候,我们离水面只有12到15英尺。
  我再也没见过朗,后来,他的遗体被找到了。我想,在我们出发的时间间隔里,他是被吸进下面的甲板里,还是被逆流挤出去了?我被推出去,然后被吸了下去。
  天气冷得可怕,水的冲击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停的往下,向四面八方旋转。我竭尽全力朝着我认为远离船的方向游去,最后,我的肺胀破了,但没有吸入海水。船就在我前面40码远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在水下游了多久,也许一分钟或更少。顺便说一句,我的手表在凌晨2点22分停止了。
  这艘船就像被一道强光包围着,矗立在黑夜中,她好像被火焰包围住了。我看着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一直游开她,我被吸引住了,似乎被绑在了原地。尽管救生衣帮助我的头和肩膀露出水面,可是我已经被寒冷和挣扎弄得筋疲力尽了。
  她继续向前并且下沉,就像我离开她时一样。海水漫过了第一个烟囱的底部,船上的人总是朝着漂浮的船尾往后退。轰隆声和咆哮声还在继续,底仓传来锅炉和引擎更响亮的扭转和撕扯声。
  突然,船的整个上层结构似乎裂开了,一直向前延伸到船的中部,并向上弯曲。第二个烟囱大得足以让两辆车并排通行,它似乎被掀开了,散发出一团火花,它距离我只有二三十英尺,看起来好像要落在我身上了,它的吸力把我往下拉,往下拉,我挣扎着,游着,几乎用尽了力气。
  当我终于浮出水面时,我把手放在我的头上,以便推开任何障碍物。我的手碰到了一个光滑又结实的圆形的东西。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艘可折叠救生艇的软木护舷,它正一头朝上漂浮在水上。大约有四五个人紧贴她的底部,我竭尽全力地往上爬,几乎累得筋疲力尽,但我的腿还是站不起来。我请他们拉我一把,他们欣然答应了。
  我蹲着不动,死死抓住不放,又一次面对着泰坦尼克号。
  自从我离开这艘船以来,最多只过了四分钟,但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大约 60 码远之外有一个庞然大物。向前的运动停止了,她在船体中央的尾部的一个点上转了转,她的尾部逐渐升到空中,看起来并不着急,只是缓慢而有意的。最后一个烟囱即将接触水面,它是一个假烟囱,我不认为它会掉下来。
  她的甲板稍稍转向我们这边,我们看到船上大约有1500人,一群一群地聚集着,就像成群的蜜蜂。船的一部分升上了天空,有250英尺高,与水面呈65到70度角,这时,人们开始大量成群或单个地落入水中。
  她似乎停了下来,只是悬着,似乎持续了好几分钟。她慢慢地把甲板从我们这边移开,仿佛要把这可怕的景象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
  我们所在的翻倒的救生艇上有一只桨,尽管有几个人在工作,在我们哭喊和祈祷中,我们逐渐被朝着大漩涡的方向吸引,我往上看,三根巨大的烟囱就在我们的正上方。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它们一定会从我们头顶上冲下来,然后,伴随最后几面华丽的舱壁爆裂时发出的闷响,她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滑进了海里。
  最终,没有明显的吸力,海面上也几乎没有我们能看到的残骸。
  我不记得我们在我们的救生艇上有过多少疯狂的交谈和呼喊,但当她从视线中消失时,人们发出了一致的叹息声或呜咽声。
  大概有一分钟是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过去的,然后有人从这里,从那里呼救,声音逐渐增大,来自周围海水中1500个人的哀嚎声,合成了一个连续而长时间的合成体。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林里仲夏夜的蝗虫。
  这种可怕的哭声持续了20到30分钟,渐渐地消失了,因为一个接一个的人再也不能忍受暴露于寒冷之中而死去。实际上没有人淹死,因为后来没有从遇难者的肺里发现水,每个人都有一个救生圈。
  几百码远的地方停着几艘没有完全满员的救生艇,它们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究竟为什么没有回来是一个谜。
  怎么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哭声呢?他们担心救生艇会被水里的人灌满。
  整个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就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不久,那些仅仅部分满员的救生艇没能把水中可怜的人们救上来,他们就在四五百码开外的地方,听着哭声,无动于衷,如果他们往回走,就能多救几百人。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这在任何调查中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只是贯穿整个灾难的众多“上帝之举”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爬上我们这条翻倒的救生艇的底部,我们一直帮助他们,直到我们被拥挤得像沙丁鱼。然后出于自我保护,我们不得不让一些人离开这里,最后,船上总共有二十八个人。我们距离海水很近,水有些不平,偶尔会冲到我们身上。星光依然灿烂。
  我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跪着,有的躺着,想尽办法待在所有可能的位置,只为了在船板上获得半英寸的浮力,这是我们避免摔进冰水中的唯一办法。
  我跪着,一个男人也跪在我的腿上,双手搭在我肩膀上,有人也搭在他身上。一旦找到可以坚持住的位置后,我们就无法移动了。助理电报员哈罗德·布莱德躺在我面前,他的双脚卡在水里的软木护舷上,大概在水下2英尺。
  我们祈祷并唱着赞美诗,许多人似乎彼此非常熟悉,周围都在询问和回答——谁在船上,谁失踪了,或者有人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长官在船上吗?”我不知道他们是指魏尔德先生、大副、轮机长还是史密斯船长,我只知道,我们离开大船时,一个救生圈还在舰桥上,史密斯船长可能和我们一起在船上呆了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长官”在哪里。
  我们当中大约有20个火工,他们是如何在习惯了的高温之后经受住冰冷的考验,这是不同寻常的,但却没有导致生病。
  他们确实是一群肮脏、精瘦、蓬头垢面、相貌冷酷的人。表面之下,他们是勇敢的人,有着慷慨、仁慈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二副莱托勒在甲板上,他和一些船员试图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把这艘救生艇放下水,他们没有成功,但她从甲板上被冲走了,甲板上满是人,很快,所有人都被冲走了。莱托勒自己也被冲走了,被吸在通风机的格栅上,经过一番可怕的挣扎,他终于来到了救生艇上。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响。我从纽约乘坐 R.M.S. 海洋号去伦敦,在伦敦室内及附近的梅里恩板球俱乐部打板球。莱托勒不是 R.M.S. 海洋号的大副就是一副,我不确定。我们再次回顾了我们的经历,并交换了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想法。我们在几乎所有事情上有着相同的见解,除了船的断裂或弯曲,他并不认为船坏掉了。
  我们只有四个人是乘客:阿奇博尔德·格雷西上校,来自华盛顿特区、巴克沃斯,来自英格兰约克郡东赖丁、威廉·j·米勒斯,来自英国伦敦切尔西,还有我自己。
  哈罗德·布莱德大大地帮助我们保持希望,他反复告诉我们,哪些船响应了他的“CQD”求救电码,以及我们多久才能看到它们。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绝望的怀疑者们:“卡帕非亚号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我给了她我们的正确位置,我们应该会在4点或稍晚一点看到她的灯光。”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敢乱动,因为我们不知道救生艇什么时候会翻倒,把我们全部扔进大海。船底的浮力逐渐减弱,使我们越来越沉入水中。
  果然,快到四点的时候,我们看见卡帕西亚号的桅顶灯出现在地平线上,向我们徐行而来。我们发出了感谢的欢呼。她慢慢驶来,哦,真慢。实际上,她似乎在等待,却没有靠近我们。她站在远处,我们以为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们整夜都在努力呼叫其他的救生艇,他们不听我们的,也不愿回答。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困境,他们就有足够的空间带我们上船。
  卡帕非亚号等待着天更亮一点,慢慢地靠近救生艇,然后把它们拉上来,破晓时分,我们就看到他们从水里被吊起来。对我们来说,担心救生艇随时可能倾覆,悬念是可怕的。
  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破晓十分,微风徐徐吹来,我们的救生艇越来越颠簸。我们下面的空气以更快的速度漏出,让我们进一步沉入水中。在如此近距离的救援到达我们之前,我们就有了下沉的幻觉。
  天亮了,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在做什么,并鼓起勇气移动、伸展和解开自己。
  一个接一个,冻僵了的人站了起来,直到我们所有能站起来的人都站了起来,只有可怜的布莱德例外,她不能承受自己的重量,只能把脚和腿稍微从水里拉出来。随着我们越往下沉,水面变得越来越波涛汹涌,海浪越来越多地冲刷着向上翘起的船底。为了保持浮力,我们试着通过先向一边倾斜再向另一边倾斜来抵消摇晃。
  大约六点半左右,在继续绝望地呼叫之后,我们引起了其他救生艇的注意。其中两艘终于察觉到我们的位置,朝我们划过来。更重要的是,莱托勒找到了他的哨子,正是因为有了它,而不是我们嘶哑的喊声,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完了我们之间三四百码的距离,当他们靠近时,我们看到里面几乎没有男人,一些船桨是由女人拉着的。两艘救生艇都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容纳额外的乘客,因为他们是几艘为数不多的快要装满的船中的两艘,第一艘带走了我们一半的人。
  我妈妈在这条船上,她已经划了大半夜了,她说她以为认出我来了,我没有看见她。另一条船载着我们其余的人,我们得扶起哈罗德·布莱德,他的情况很糟,我想,要不是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在最后半小时里一直扶着他,他可能会从翻倒的救生艇的船底上滑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太阳的边缘露出了地平线,那时,我们从未想过,我们会再次感觉到它那炽热的温暖,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感觉。
  即使在我麻木的时候,我也开始意识到我得救了——我会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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